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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他人有特殊性關係,是否構成誹謗罪/實習律師林夏陞

 

一、前言

  近日,「特殊性關係」一詞在媒體網路上爆紅,雖就字面上該用詞並無粗俗不雅之意思,但也不免引人遐想。前年,一知名作家於網路部落格上指名某兩位政治人物具有特殊性關係,不久後受指稱之當事人便據此提出公然侮辱、誹謗等之告訴;日前,亦有議員於質詢時引用特殊性關係一詞導致議會場面產生衝突。 [1] 指稱他人間具有特殊性關係,是否已構成刑法誹謗罪之要件,本文以下將介紹過去之實務見解。

二、實務見解-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2515號刑事判決

  該判決意旨認為:涉及誹謗罪之言論具有高度公益性時,如涉及評論對象為公眾人物或具重大公益性之事件時,尚應審酌有無刑法第311條第3款適當評論原則之適用,以賦予此類言論更大之容許空間。蓋評論與陳述事實不同,事實有能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評論則僅為主觀之 價值判斷,與公共利益有關且可受公評之事,其事實客觀已明、或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甚或行為人主觀上未以某一事實確為真實進而指摘或傳述,其後所進行之評論 ;又評論之適當與否,因多元民主社會對各種價值判斷均應包容,而普受言論自由保障,並藉由言論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越辯越明,達到去蕪存菁之效果,縱屬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甚至偏激非中立之意見表達,均應受憲法保障;且誹謗罪,其構成要件以客觀上足以造成毀損他人名譽之結果者始足當之。至行為人之行為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從社會上之一般客觀 標準加以判斷,非以當事人主觀感受為認定標準。

  此判決脈絡係我國實務上多採取之立場,其目的係為保障我國言論的自由市場。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許,不應有何者正確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力加以鼓勵或禁制之現象,僅能經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去蕪存菁之效果。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蓋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衡量,顯然有較高之價值。 [2]

  此件判決結果認為,「特殊性關係」作為評論本案公共事務之意見時,重點非在 主張自訴人與馬總統間究係為同性戀或異性戀之性向問題上 ,而係在強調自訴人與馬總統間之關係,縱彼此認為對方值 得信賴進而交情密切,然在賦予國家職務一事上,仍不可徇私用人之意。 [3]

三、結論

  本件法院仍遵循過去保護言論自由之立場,認為言論價值應由自由市場決定,且為避免寒蟬效應,而限縮誹謗罪於評論公共事務時之適用。此外,是否有誹謗應從客觀上認定,「特殊性關係」一詞可能會因言論之環境而有不同解釋,單就103年度上易字第2515號案件事實而言,依其部落格文章脈絡,法院認為應解釋為「特殊性,關係」而非「特殊,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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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實務對於競業禁止條款中代償措施之探討(下)/實習律師林夏陞

 

三、合理代償金之判斷

  關於代償金之額度,實務見解有認為:因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係為雇主單方之利益而設,離職後雙方勞動關係既已終止,勞工已無競業禁止之義務。倘承認雇主不必給予任何補償,勞工卻有不為競業行為之義務,其職業選擇之自由遭受限制,影響其經濟上與人格上之利益,卻無任何補償,雙方權益顯失均衡。至於補償之額度應與競業禁止限制之範圍,亦即勞工因而所可能遭受的損失,保持適當比例,至少應使受僱者維持正常一般之生活水準,始足相當。 [1]

  從比較法觀點,德國商法規定規定,雇主於競業禁止期間,每年至少應給付受僱人依其原契約最後一次所應支付額之半數作為補償金,否則該競業禁止約款不生效力。

  又代償金之給付方式,實務見解有認為:員工分紅入股制度於我國科技產業行之有年,其制度設計目的在激勵員工,藉由讓員工成為公司股東之方式,將員工報酬與公司利潤相結合,以加強員工對公司之認同感與參與感,進而提昇公司營運績效,核其性質與代償措施有異。 [2] 。換言之,公司不能先以其他名目之給付,嗣後再比附為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 [3] 然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若契約有明定將獎金、紅利之給付列為履行競業禁止義務之對價時,係屬有效。 [4]

  從目的解釋而言,公司自不應將公司分紅、津貼等員工福利解釋為代償金,蓋兩者目的有異,前者係為激勵員工表現而設,後者係為補償員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損失,故不宜混淆,建議公司於簽立競業禁止條款時將兩者區分,以免發生爭議。

 

四、結論

  違反代償措施之效果,需與前開代償措施是否為競業禁止條款效力之要件」併同討論。若採取肯定說,此時競業禁止條款係屬無效,勞工自無須受其拘束,公司亦無法像離職員工請求違約金或是損害賠償;反之,若採否定說,公司仍得向其請求,僅生違約金比例酌減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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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宅買賣之法律爭議(二)凶宅是否為物之瑕疵/實習律師林夏陞

 

三、凶宅是否為物之瑕疵

  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 [1]

  因此,凶宅在交易觀念上是否屬於價值、效用之欠缺而屬於瑕疵,往往會因人而異,實務見解也因此有不同意見。

  有實務見解認為:「在房地產交易市場及實務經驗中,具有此類非自然身故情事之不動產,會嚴重影響購買意願及價格,並因而造成該等標的市場接受程度及交易價格低落,就房屋交易市場之通常交易觀念而言,屋內是否曾發生有人自殺致死之情事,屬房屋交易之重要資訊,影響系爭房地之交易價值甚鉅,應認係屬交易上重大瑕疵而屬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圍,不論出賣人是否明知該事實,均不能免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2]

  相反實務見解認為:「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之同棟8樓於91年間曾發生自殺事件 ,雖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惟建築物是否因為曾有人於此自殺而成為「凶宅」,僅屬於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易觀念上,顯難認將導致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自非謂物之瑕疵。是以,系爭房屋所在同棟不同樓層曾發生自殺事件,在一般交易觀念上,尚難指稱系爭房屋為「凶宅」,而導致 系爭房屋價值、效用、品質之減損;況前揭自殺事件並非發生在系爭房屋中,更無所謂影響居住品質或減少價值可言。從而,系爭房屋既無效用或品質等物之瑕疵,則上訴人以有人自其他樓層跳樓自殺即屬系爭房地有物之瑕疵,而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請求被上訴人加倍返還價款,亦屬無據。」 [3]

  就目前實務態度,多數說採肯定見解認為凶宅屬於物之瑕疵,因為衡之我國民情,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凶宅,仍多存有嫌惡、畏懼之心理,對居住其內之住戶,易造成心理之負面影響,礙及生活品質,故凶宅在房地產交易市場之接受度及買賣價格或出租收益,明顯低於相同地段、環境之標的。 [4]

 



[1]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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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宅買賣之法律爭議(一)凶宅之定義/實習律師林夏陞

 

一、前言

  買賣房屋時,買家於買房時不一定會注意到房屋是否為凶宅,除非其為特殊體質或有耳聞,從房屋外觀尚難觀察凶宅與一般住宅之差異。因此,生活中時有交屋一段時間後,始發覺該屋為凶宅之情形,此時買家得否主張任何法律上權利,即有疑問。

  關於此問題,需分層幾個層次探討,分別為凶宅之定義、凶宅是否為物之瑕疵擔保、買家得向賣家主張之請求權基礎、買家得向仲介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等四個層面做探討。

 

二、凶宅之定義

  實務見解認為,所謂「凶宅」係指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情事之房屋,衡諸一般常情,一般社會大眾對曾經發生非自然死亡之凶宅建物,大多存有嫌惡畏懼之心理,對居住其內之住戶而言,除對居住品質發生疑慮外,在心理層面上更有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 [1]

  此外,內政部相關函釋指出,雖然凶宅並無統一之法律見解,惟該部於926月間公告修正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附件─「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項次11內容,「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分)於賣方產權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係指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包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不包括自然死亡)之事實(即陳屍於專有部分),及在專有部分有求死行為致死(如從該專有部分跳樓);但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陳屍他處之行為(即未陳屍於專有部分)。 [2] 此見解於司法實務上有時會加以參考。

  上述內政部之函釋見解較為限縮,與社會一般通念尚有差異,例如於專有部分遭兇殺而陳屍於他處時,此時內政部函釋與社會通念之意見可能產生落差。又法院雖得參考其意見,惟該函釋見解不拘束司法裁判,故有時法院亦會超出此定義範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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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票據執票人舉證責任之實務見解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源起:

票據屬無因證券、文義證券,票據之執票人應負何種舉證責任,歷來實務見解包含判例及最高法院民事庭決議多有論述,本文嘗試從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從權利發生、權利障礙的角度簡要說明。

二、舉證責任類型:

()票據真實之舉證責任:支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即應由支票執票人負證明之責[1]。本則實務見解認為,執票人主張票據權利,自應就票據的真實性,由主張權利發生的執票人負舉證責任。

()原因抗辯之舉證責任:支票上權利,依支票文義而發生,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支票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故其原因關係不存在或無效時,執票人仍得依支票文義行使其權利[2]。由此實務見解反面觀之,執票人無須就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支票債權人就其取得支票之原因,固不負證明之責任,惟執票人既主張支票係發票人向伊借款而簽發交付,以為清償方法,發票人復抗辯其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並未成立,則就借款之已交付事實,即應由執票人負舉證責任[3]。本則實務見解認為,借款之原因關係應由執票人負舉證責任,但並沒有就執票人能不能行使票據權利作出表示。所以這則實務見解應該是將票據權利以及原因關係兩者分別討論,筆者認為並沒有違反票據無因性的原則。

()惡意抗辯之舉證責任: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之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時,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4][5]。這兩則實務見解認為,債務人主張票據權利有障礙事由,應由債務人負舉證責任。

三、小結:

()執票人行使票據權利的舉證責任,依票據無因性、票據文義性及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僅需證明票據真正為已足。而發票人欲主張原因抗辯或惡意抗辯,則需就有利於己的權利障礙事由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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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立法院調查權之演進及權利行使限制概說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立法院調查權之演進:

()憲法於第57條第一款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攻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於第67條第二項規定,「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司法院於民國(下同)82723日作成之釋字第325號解釋亦肯認立法院於必要時並經院會決議得調閱文件原本,以符憲法關於立法委員集會行使職權之規定。

()立法院後於88112日制定、於同年月25日公布實施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亦本於前開釋字之意旨,就進行文件調閱之主體、及得調閱文件原本之要件進行規範,此為立法院調查權之權利行使依據。

()其後,立法院於93824日制定、於同年924日公布實施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以下稱真調會條例),作為立法院對特定事件之調查權行使依據,擴張其調查權之行使範圍,而引發是否違反憲法上權力分立之爭議。

()司法院於931215日作成之釋字第585號解釋,認為真調會條例關於立法院得行使檢察官之法律上職權、受調查人一概不得拒絕涉及國家機密事項、受調查人不得以個人隱私的理由拒絕調查、及於必要時得禁止受調查人出境等規定,已逾越立法院的調查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而就前開條文宣告違憲。

()其後,立法院於95411日修正、於同年51日公布實施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其中第8條之二第三項、第四項,因與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不符;及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違反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而遭大法官於96928日作成之釋字第633號解釋宣告違憲。

()其後,立法院為審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而向最高法院檢察署調閱偵查中卷證,經大法官於10451日作成之釋字第729號解釋宣告應予以限制。

二、立法院調查權之權利行使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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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104年度新修正督促程序制度概說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源起:

()近年來,多有惡意人士利用民事訴訟法上督促程序制度,以向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之方式,相對人未於送達後二十日內聲明異議,該支付命令所表彰之債權即告確定,具有既判力與執行力,縱然該支付命令所表彰之債權為虛偽或不實,相對人欲推翻該支付命令之法律上效力甚為困難,對於一般國民之保障恐有不週,而有本次修正[1]

()依統計資料[2]顯示,103年度督促程序共380,619件、訴訟事件(含第一審通常程序、簡易及小額程序一、二審、以及再審事件)則為146,741件,督促程序案件量約為訴訟事件的2.6倍,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本次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共計三條,包含第511條、第514條、及第521條,立法院於104615日通過,並於同年71日公布實施。本文嘗試對新修正督促程序制度做一簡要之說明。

二、督促程序修正摘要:

()民事訴訟法第511條新增第二項,債權人之請求,應釋明之。修正前,法院僅對支付命令之聲請作形式審查,只要形式上看起來有這個債權即可。新增訂釋明之規定後,法院依同法第284條規定,須對支付命令之聲請進行實質審查,且當事人提出證據,須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產生薄弱之心證[3],否則法院即應駁回支付命令之聲請,這在支付命令裁定准許前之事前階段,對於相對人之法律上保護已有顯著提升。

()514條新增第一項第三款,「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本規定作為支付命令僅有執行力而無既判力教示之用。

()521條修正第一項,「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本項規定刪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部分,實質上發生剝奪支付命令既判力之效果;調整第二項,「裁定之法院應付與裁定確定證明書。」本項規定僅屬程序事項,對督促程序無實質影響;新增第三項,「債務人主張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者,法院依債務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本項規定在補充強制執行法,若債權人尚未提出強制執行之聲請,相對人雖不得依強制執行法提起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但仍得依本項規定作為權利救濟之手段,並得阻擋尚未發生之強制執行。這在支付命令裁定准許後之事後階段,對於相對人之法律上保護亦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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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上關於以假交易美化財報之責任及案例 (下)/實習律師林夏陞

三、實務案例

(一)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金上重更()字第20號刑事判決

  被告確有進行上揭不合營業常規之不利益交易,無論被告等人究竟係為三云興公司節省借款利息負擔,故以預付貨款、購料款之名義為無息借貸之實,或係藉以規避OO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內部規定,以逃避董事會、股東會之監督,或係以熱絡交易之假象虛增營業額,藉以美化OO公司、XX公司財務報表,藉以維持投資人信心、持續取得銀行金援等動機,仍無違其等係共同以預付購料款名義貸借款項予XX公司之認定,而被告為維護在三云興公司之投資利益,甘冒OO公司嚴重受損之可能性鋌而走險,利用身為OO公司經營階層之便,擅自將OO公司全體股東提供之資金提供與XX公司周轉,自無從認為並無犯罪故意本件被告犯罪行為係在89年間至936 月間,被告既係出於一概括犯意,以預付購料款名義,將資金陸續提供與XX公司,因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1 項第2 款、第3 款之罪名,自應就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時之法律為新舊法比較之基礎,經比較新舊法,應認10114日修正施行之新法,構成要件限制較嚴,較有利於被告。至被告於89年間起,即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所為應成立刑法342條之背信罪,而證券交易法於934 28日修正施行後,增訂第171 條第1 項第3 款之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背信罪規定,而此並為背信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狹義法適用優位原則關係,就背信部分而言,自應優先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 1 項第3 款之罪。

  本件被告意圖熱絡交易之假象虛增營業額,美化公司財報等行為,法院認定其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1 項第2 款、第3 款之罪名,又此為刑法背信罪之特別規定,故優先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之規定。

 

(二)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237號刑事判決

  本件亦為假交易之情況,多家公司基於共同犯意違反財務報表之相關規範。而值得注意的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及同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區別。[1]在本件中,法院最終係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公告不實罪論處。

四、結論

  以上,介紹假交易之相關規範及案例,由於本月11日又爆出一起多家公司共同合意以假交易之方式美化財務報表,若投資人欲向其求償民事責任,得透過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或團體訴訟等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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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服務機關範圍之實務見解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問題源起:

()本件案例當中,某甲任職於南投縣政府社會處處長期間,其配偶某乙陸續與社會處進行買賣交易金額新台幣(下同)約六十餘萬元,並與南投縣政府進行買賣交易金額約三百一十餘萬元。遭法務部認定違反公職人員衝突迴避法第九條規定[1](下稱系爭規定),並依同法第十五條規定[2]裁處罰鍰三百七十餘萬元。

()當事人某乙不服,認為系爭規定所稱服務機關,應以公職人員所為行為對該機關之執行決定有所影響者為限。所以當事人所為之買賣行為縱然違反系爭規定,亦僅限於與社會處買賣交易之六十餘萬元部分,不及於與南投縣政府買賣交易之三百一十餘萬元部分。而有本件爭議。

二、問題分析:

()法務部於民國(下同)921114日以法政決字第0921119675號函釋,公職人員在兼職機關之職務,若其所為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調查等行為,均對兼職機關之執行決定有所影響,為避免外界對是否致生利益輸送有所質疑進而造成對政府施政廉能之不信賴感,屬系爭規定所稱服務機關之範圍。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3]採用法務部前開見解,並認為系爭規定所稱受其監督機關亦應以公職人員所為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調查等行為,均對受監督機關之執行決定有所影響者為限。最高行政法院[4]亦肯認此項見解,對系爭規定之機關範圍為目的性限縮解釋。

三、小結: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促進廉能政治,以期有效遏阻貪汙腐化及不當之利益輸送,其立意甚佳。惟所規範之主體範圍,依同法第二條規定適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其範圍可謂包山包海極其廣闊,所以司法機關於進行適法性審查時,將同法第九條所稱服務機關及受監督機關為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公職人員所行為對該機關之執行決定有所影響者為限。否則將造成適用範圍過廣,國民與公機關之交易行為動輒得咎之情形,與立法目的在遏阻貪汙及不當利益輸送有違。亦有論者[5]建議,現行法第九條未予任何例外考量,應參以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之立法方式,就規範主體及實質必要性加以限縮,或直接以立法方式將機關之定義限縮,作為解決爭議之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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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刑法第二百一十二條是否包含警察局開立之交通事故證明書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問題源起:

刑法第二百一十二條規定,「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何謂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是否包含警察局所開立的交通事故證明書?

二、問題分析:

()本件案例中,行為人偽造警察職銜章、警察局戳章、及警察局所開立之交通事故證明書,並作為申請保險理賠之主要憑證。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論以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二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而最高法院[2]認為,刑法第二百十二條所稱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係指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其偽造之結果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微者而言。至於警察因處理道路交通事故,而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及受當事人委任之保險公司人員之申請所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乃涉及發生車禍事故之證明與申請保險理賠之主要憑證,不在刑法第二百十二條範圍之內。前開台灣高法院高雄分院之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三、小結:

()刑法第二百一十二條所稱之特許證,最高法院[3]實務上認為係指特許特定人從事某特定業務或享有一定權利之證書,例如專利證書、專賣憑證、汽車牌照等;所稱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係指與品性、能力、服務有關之證書而言,例如身分證、畢業證書、成績單、在職證明書、工作能力證書、依親生活證明書、警察機關所製發之良民證等。

()其他如財政部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實務認為屬公文書、公司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則屬私文書[4][5];國民身分證屬特種文書,但與戶籍法之規定競合、印鑑證明則屬公文書[6][7];經外交部駐外館處驗證之偽造畢業證書因蓋有外交部之關防,實務[8][9]認為屬公文書,此與一般之畢業證書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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