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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五十七條各事由審酌基礎之實務見解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問題源起:

本件案例,最高法院[1]認為,法院於量刑時,應審酌之具體事由,刑法第五十七條共十款事由,應分類為單純之犯罪情狀、同時具備犯罪及犯罪人情狀、以及單純犯罪行為人情狀,而有不同之考量。

二、問題分析:

()所謂單純之犯罪情狀,包含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三款犯罪之手段、第九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此部分因與犯罪有關,法院審酌此等量刑事由時,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以確認行為人之罪責程度。

()所謂同時具備犯罪及犯罪行為人情狀,包含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一款行為人犯罪之動機、目的、第二款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第七款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第八款違反義務之程度、及第十款犯罪後之態度。此部分亦與犯罪有關,法院審酌此等量刑事由時,仍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以確認行為人之罪責程度。

()所謂單純犯罪行為人情狀,包含刑法第五十七條第四款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第五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及第六款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此部分因與犯罪無直接關係,基於行為責任之考量,充其量僅能藉以確認或評估行為人再犯之危險性、違法性意識之程度,以及有無執行困難等問題。

三、小結:

刑法第五十七條雖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尤應注意所列示之十款事由,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件案例,最高法院認為,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六款之法定事由,因與犯罪無直接關係,而與確認行為人之罪責程度無關,充其量僅能藉以確認或評估行為人再犯之危險性、違法性意識之程度,以及有無執行困難等問題。此項對刑法第五十七條之見解,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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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源起:

()本件案例,台灣高等法院[1]認為,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

()最高法院[2]則認為,法院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而債務已為一部履行者,亦得比照債權人所受利益減少違約金數額。

二、問題分析:

()最高法院判例[3]認為,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違約金之酌減,無待當事人之請求,法院得以職權為之。

()最高法院[4]實務見解認為,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所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5]實務見解認為,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此項違約金是否相當,仍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

三、小結:

()法院得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職權酌減違約金,僅為適用法律時為平衡雙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以實現社會正義。其審酌事項早期認為應包含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損害情形等,其後新增見解認為應包含債權人所受利益在內。惟法院職權酌減違約金事項,不包含職權調查事證,仍應由債務人提出違約金過高之事實,法院始得審酌,俾符合辯論主義由當事人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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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源起:

()本件案例,高等法院[1]認為,系爭國立大學適用政府採購法,被告林某為該大學教授,於辦理採購、驗收程序時,屬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判決被告林某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二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最高法院[2]則認為,被告林某於辦理科研採購,並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亦無招標、審標、決標之審議判斷,且非屬執行公權力之公共事務,而不具公務員身分,撤銷林某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二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部分。

二、問題分析:

()依刑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可區分為三類,一為身分公務員[3],二為授權公務員[4],三為委託公務員[5]。而刑法上授權公務員與委託公務員兩者之定義不同,不得同時併存。

()前開實務見解認為,公立學校既非依法行使公權力之國家機關,其從事該學校行政工作之教師或人員,自不屬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之身分公務員。

()前開實務見解認為,學校從事行政工作之教師或人員是否屬第一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應視其是否依法令授權而具法定職務權限並具有處理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定。近期台中市政府之法令宣導文件亦採相同見解[6]。而是否屬公共事務,實務見解認為係指公權力事務,其具體及形式化之特徵,即為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所規定之行政處分,亦即授權公務員所為之意思表示得以成為訴訟及行政程序審判之標的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7]認為,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委託公務員,係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為委託,且其受託之公共事務與委託機關之權限有關,並因而於受託範圍內取得行政主體身分,而得以自己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職權者而言。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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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源起: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定義,依公司法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指股東人數不超過五十人,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因其股份轉讓受限且屬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為便利閉鎖性公司籌募資金,公司法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四第一項但書規定,閉鎖性公司得經由證券主管機關許可之證券商經營股權群眾募資平台(以下稱群募平台)進行募資。

()關於群募平台之法令依據,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證券商經營業務種類,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428日發布金管證券字第1040014014號令,增訂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四十五條之一規定,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業務,應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而櫃買中心於104430日發布證櫃新字第10400107761號函公告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管理辦法(以下稱群募辦法),前開群募辦法即為群募平台實務運作之規範依據。

()閉鎖性公司依公司法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四於群募平台募資時,因閉鎖性公司之特性與群募平台顯不相同,本文嘗試提出閉鎖性公司於群募平台募資實務上可能遇到之問題。

二、問題分析:

()公司須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制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為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之法令依據。閉鎖性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本不受前開法令之拘束,但依群募辦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公司須已建置內部控制制度且有效執行,始得於群募平台揭示公司基本資料及現金增資之相關資訊。群募辦法之規定將增加閉鎖性公司之營運成本,並影響閉鎖性公司於群募平台之募資意願。

()每年募資金額為新台幣(下同)一千五百萬元:依群募辦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司每一年度透過所有證券商募資平台辦理股權募資金額,合計不得逾一千五百萬元。此規定對於資金需求較大之閉鎖型公司,恐屬杯水車薪。另依群募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證券商僅得受理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公司於募資平台辦理股權募資,此規定亦限制閉鎖型公司於群募平台募資之規模。

()非專業投資人之投資金額限制:依群募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本文規定,非專業投資人單次股權募資認購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五萬元,且每年投資金額合計不得逾新臺幣十萬元。閉鎖型公司之股東人數依公司法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及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四第二項規定已受限於五十人以內,若透過群募平台向非專業投資人進行募資,當年度募資總金額將少於五百萬元。若向專業投資人進行募資,是否有透過群募平台之必要,此為閉鎖性公司宜思考之議題。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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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源起:

()本件案例,最高法院[1]認為,刑事訴訟程序當中,再審之聲請為訴訟行為,聲請人應具備訴訟能力。但綜觀整部刑事訴訟法,僅第四百九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民事訴訟法關於左列事項之規定,於附帶民事訴訟準用之:一、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其餘就刑事訴訟法上訴訟能力事項均無規定。

()最高法院試圖以訴訟能力之概念,推論出刑事訴訟程序聲請再審主體之限制。但此種解釋方式,似乎已經超出刑事訴訟法規定之範圍,其妥適性實有探討空間。

二、問題分析:

()刑事訴訟程序與民事訴訟程序,係為兩個不同目的之程序,除法律有準用之明文規定外,兩個不同程序之概念與規定,實不宜互相流用。刑事訴訟法僅在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當中,就該附帶民事訴訟事件,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有當事人訴訟能力事項,其餘刑事訴訟事項,並未就當事人訴訟能力設有規定,。

()「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不問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但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之。」、「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自訴人於辯論終結後喪失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所列得為提起自訴之人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亦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得由左列各人為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三百一十九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四百二十七條分別定有明文。綜觀前開條文,均未就當事人之訴訟能力設有限制規定,僅在自訴程序當中,就行為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時,設有補充規定。

()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在於發現真實並保障人權,行為人縱無民事訴訟法上之訴訟能力,亦應許其為刑事訴訟法上之訴訟行為。試想,未滿二十歲屬民法上限制行為能力人之小學生,於上學途中發現犯罪事件而逕向司法警察報案,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並無訴訟能力,其所提出之告發若解釋為不合法,將傷害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目的;反之,受不利判決之當事人,於案件審理期間受民法上輔助或監護宣告,又無其他得為聲請上訴或再審之人時,若以該行為人無訴訟能力為由而認其上訴或再審之聲請為不合法,亦將傷害刑事訴訟保障人權之目的。

三、小結:

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與民事訴訟程序顯有差異,且刑事訴訟法並未就當事人之訴訟能力設有限制規定。本件案例當中,最高法院創設刑事訴訟程序之訴訟能力概念,認為受輔助宣告之當事人未得輔助人同意而聲請再審係欠缺法律上程式而不合法,此見解實已增加當事人法律所無之限制,對於刑事訴訟程序保障人權之法律上保護似有不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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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源起:

()本件案例,高等法院[1]認為,被告許某、林某與納稅義務人張某共同實施以假買賣真贈與之方式意圖逃漏稅捐,被告許某與林某在納稅義務人張某死亡後,仍偽造張某名義之切結書及申請書,提出於地政機關行使,涉有觸犯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及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之罪,判決被告許某與林某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最高法院[2]則認為,逃漏稅捐罪,係屬身分犯,納稅義務人生前雖有夥同他人逃稅之計畫,未及實行完了,行為人已先死亡,該行為人已不能成立該罪,其他非納稅義務人之餘夥,縱然續行未了事務,仍無從附麗,無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論以共犯之餘地。

二、問題分析:

(一)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本文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所謂因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就法條文義觀之,並未限於該罪業已成立。但在實務運作上,最高法院將前開規定作目的性限縮解釋,須待有身分關係或其他特定關係之人已成立犯罪,始得對無身分關係或其他特定關係之人,論以正犯或共犯。

()此種解釋方式,乃因身分犯罪之特殊性使然。基於刑事法上罪刑法定主義,犯罪之成立,主體限於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者,無該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之人,無由自己成立該犯罪,否則即違反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主義。而主體限於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之犯罪,具有該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之行為人,其後之犯罪不成立,亦不得對無該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之共同行為人論以身分犯罪,否則亦屬違反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主義。

三、小結:

刑事法採罪刑法定主義,條文之解釋宜適度限縮,以達到保障人權以及刑罰最後手段性之目的。本件身分犯罪之共犯成立,須以具有該身分或特定關係之人成立犯罪為先決條件,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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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源起:

()強制執行為實現民事法上權利之重要程序,在實務上,執行法院認為查調債務人財產狀況屬於債權人實現權利時應踐行事項。但在現實生活中,債務人財產狀況往往難以掌握,債權人除了向國稅局申請查調當事人財產或所得狀況之外,大概只能透過國家公權力命令債務人自行陳報財產狀況,否則強制執行將難以進行。

()強制執行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雖分別規定「債務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命其提供擔保或限期履行執行債務。」、「債務人未依前項命令提供相當擔保或遵期履行者,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管收債務人。但未經訊問債務人,並認其非不能報告財產狀況者,不得為之。」在實務上,執行法院雖會依債權人聲請,依強制執行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命債務人報告財產狀況,但只有在執行名義為得以終局執行之確定債權時,才會進入同條第二項限期履行或第三項訊問債務人之程序。

二、問題分析:

()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依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得為執行名義。但此種執行名義非屬終局執行之確定債權,僅為民事訴訟法上之保全程序。以此種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若債權人無法查調債務人財產狀況,執行法院僅會依債權人聲請,以不具強制力的發函方式,請債務人自行陳報財產狀況,當債務人拒絕或不予理會時,執行法院並不會因為債權人聲請而命債務人限期履行或訊問債務人。對於債權人的權利實現,似乎略有不足。

()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法律規定的運作,必須要平衡債權人與債務人兩造雙方的權利義務。強制執行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將債務人財產開示的規定,涉及債務人財產狀況的隱私權;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以限期履行或訊問債務人之方式要求債務人開示財產資訊,則涉及債務人財產資訊的自己決定權。若實體法上之本案債權事後被推翻,將使債務人遭受無法回復之損害。所以最高法院[1]認為,強制執行法第二十條規定所稱債權,須為得終局執行之確定債權,不包括假扣押、假處分、或假執行等執行名義在內。此種將強制執行法第二十條之構成要件作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假扣押、假處分、或假執行等執行名義,即在平衡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三、小結:

執行名義之種類,在實務運作上,仍有區分實益。以本篇述及之假扣押、假處分保全程序、或假執行之非終局執行確定債權作為執行名義,若債權人無法查調債務人財產狀況,執行法院並不會以強制力命債務人陳報財產狀況,則執行程序將延宕無法前進。執行法院之作法,在適度保障債務人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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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有關自國外輸入著作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問題    學習律師 蘇思鴻
一、問題
甲為A影視公司之負責人,其朋友乙自美國帶回包括「變形金剛4」、「鋼鐵人3」、「Lucy」等多部受有著作權保護之真品影碟,甲向乙購買該等影碟片後,就擺在自己的營業場所內出租該影片。試論,乙、甲二人之行為各有無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

二、爭點解析
系爭問題涉及何種著作財產權?我國著作權法是否允許真品平行輸入?有無任何解套?本題可否主張合理使用?
依題意本題涉及散布(乙)與出租(甲)兩項著作財產權。乙自美國帶有多部受著作權保護之真品影碟,然後販賣給甲,此涉及著作權法第28條之1第1項,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該散布行為是否合法?我國著作權法採國內耗盡原則,此參我國著作權法第59條之1,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然乙係從美國攜帶真品影碟進入國內,其行為不該當該條之構成要件,無法依該條主張合理使用。另依同法第87條第1項第3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物者。依此著作權法原則上並不允許真品平行輸入,然依同法第87之1第1項則又有真品平行輸入之解套規定,其中第4款規定,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者,則前條第四款之規定,不適用之。依此,乙自美國輸入該真品影碟,係為販賣之用,並非為供乙個人非散布之利用,乙的行為違反著作權法。至於甲之行為,依著作權法第29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出租其著作之權利。而甲非著作人,而係著作物之所有人,可否主張著作權法第60條第1項,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物。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不適用之。甲係從乙處購得,而乙依上開所述,其行為違反著作權法,故甲非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甲之行為亦違反著作權法。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甲、乙之行為各侵害著作人之出租權、散布權,須依著作權法各負其民、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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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wan,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to replace, at least partially, the fossil energy.  Article 21 of the Basic Environment Law (2002) (環境基本法, the "Basic Law") ruled " Government bodies at all levels shall actively implement measures to contro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stablish related plans to mitigate the greenhouse effect."  The wind power has been broadly recognized as a primary type of renewable energy, because of it  less carbon emissions,  sustainable power generation, lower ecological damage, and respectively higher energy conversion rate (compare to other renewable energ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nergy development will not cause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Article 24 of the Basica Law further regulate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all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system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1(10), Article 5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Act openly stipulated the EIA shall be conducted for "nuclear and other energy" developments.  Such "other energy" include the wind power.[1]

 

However, a big wind power project proposed by the InfraVest Wind Power Group (a Germany company) located in Yuanli, Miaoli county, which had passed the EIA process, encountered local residences’ continual contests since 2012. What is the thing going on the EIS in this Yuan-li project? Whether the impact, caused by the noises, of the quality of residents’ life surrounding the wind turbines was not be sufficiently considered in the EIS process? This paper wants to introduce the Final Environment Impact Statement (FEIS)-- determined by the State of Hawaii-- for the Kawailoa Wind Farm project located on the north shore, as a reference. Hopefully we may have a lesson and learn for improvement on Taiwan’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has four parts. Part I will introduce the Kawailoa Wind Farm project. Part II is the factual and procedural background for this project. Part III is an analysis to the compliance of this project with Hawaii’s EIS regulations, and certain insufficiency of the procedure. Part IV will try to make some recommends to Taiwan’s EIS for wind power project, and conclude balance and hope in the wind power projects in Taiwan. Instead of the plans for off-shore wind power,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inland wind turbines because it is still Taiwan’s sole wind power solu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In 2010, Kawailoa Wind LLC[2] (“Kawailoa Wind”), proposed constructing a wind farm that included thirty sets of wind turbines and related wind energy generating facilities at the Kawailoa Plantation land (a big farm land on the north shore, Oahu, Hawaii), which was owned by Kamehameha Schools[3] (the “Project”). Kawailoa Wind prepared a fi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the “FEIS”) under Hawaii Restated Statutes (“HRS”) chapter 343 and Hawaii Administrative Rules (“HAR”) 11-200. Because this Project was established on highly scene-sensitive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land in world famous popular visitor/tourist area (North Shore, Oahu)[4], the local resident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aesthe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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