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財產權授權範圍疑議─兼論目的讓與理論於實務上之運用(上)

眾律國際法律事務所  實習律師邱冠文 

一、智慧財產權授權契約之功能及重要性

在專業分工的時代，研發、創作和生產、行銷之間專業差距大，除非具有相當規模之事業體，否則研發、創作之人往往透過授權之方式，將自己之權利交由他人實施，使得該權利之價值得以最大程度之發揮。

授權契約含有處分之性質，受讓人於特定的範圍、時間、地區，得以行使權利[1]，係一種受限制之讓與契約，而於取得原因消滅後，權利仍自動回歸原權利人[2]。因此授權契約既可使智慧財產權在專業分工下，發揮經濟效益，亦可讓原權利人不致終局喪失權利，得以繼續坐收權利金，可謂係一種雙贏的結果，在現代社會當中，廣泛受到運用。

二、著作財產權授權範圍不明所生之爭議

(一)著作財產權授權之意義

我國著作權法第37條對於著作財產權之授權設有明文規定，然而並未正面定義著作財產權授權。依照學者見解，著作財產權之授權係指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於著作財產權之法定範圍內，將可能涉及著作財產權實施之無形著作使用，授予他人許可，或就前述使用，放棄未來追訴著作財產權侵害的權利[3]。

(二)新興科技之發展對於授權範圍產生爭議

授權之範圍，應儘量於締約當時，經雙方討論搓商後，加以釐清確定，避免嗣後爭議。蓋授權契約為受限制之讓與契約，被授權人僅得於授權範圍內行使權利，違者將面臨侵害智慧財產權之刑事責任，民事契約中損害賠償甚或高額之違約金賠償問題。

 然而，若就授權條款未約定之事項，或授權條款有約定但雙方解釋不同，上開糾紛如何處理？實務上法院之見解如何？特別在科技發展之下，被授權人得以透過多樣化之方式重製，更凸顯此一問題之重要性，以下透過我國實務上相關判決和學說之介紹，以期提供讀者對此問題之基本掌握。

(三)授權契約之解釋和定性

當契約條款內容產生糾紛時，應探求締約雙方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4]，並且衡量契約之性質是否屬於民法上之有名契約，而援用民法上之相關規定[5]，以為解釋判斷。

 授權契約當事人之間，授權僅為暫時性，著作財產權並不因此而有所耗損，且被授權人於授權範圍內得以為用益，而當第三人非法利用著作時，著作人和被授權人之權利均可能受到影響，因此就上述特性而言，授權契約具有類似權利買賣、租賃以及合夥契約的性質[6]。

 雖然授權契約兼具有上開民法上有名契約之特性，但均非完全相符，因此通說認為，應將授權契約認為係獨特之契約類型，較為妥當[7]。當糾紛發生時，以當事人主觀上意思以及契約訂定之目的，作為解釋和判斷之主要依據，上開民法有名契約之規定，不得直接適用，而僅得作為判斷締約目的時之補充解釋[8]。

(四)目的讓與理論之運用

目的讓與理論最早在二次大戰前由德國學者Wenzel Goldbaum提出，並且獲得聯邦最高法院所採行，作為著作權法之解釋原則，爾後於德國著作權法第31條5項當中亦設有明文規定[9]。其內涵在於，解釋著作權授權契約，應依照當事人主觀意思和締約所欲達成之目的，該目的必需為雙方共同接受並認知者，若無上述共同目的時，疑義作有利著作人之解釋[10]。

 目的讓與理論於我國著作權法中雖無明文，然而於實務上，自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763號民事判決當中明文採取以後，多次受到法院判決引用為解釋之方式，已成為我國實務上之穩定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