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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宅買賣之法律爭議(三)買家得向賣家主張之權利/實習律師林夏陞

 

四、買家得向賣家主張之權利

  由於凶宅之性質,實務上多肯認為物之瑕疵,故買受人得主張民法契約上之相關權利。

(一)民法第359條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 [1]

  若買受人主張解除契約,則契約關係消滅,雙方互負返還原狀義務;買受人亦得主張減少價金而不解除契約,又減少價金之請求金額如何計算,實務上多以該屋因物之瑕疵所致之價值減損比例做計算,其比例數額得透過鑑定程序評估。[2]
(二)民法第360條損害賠償:[3]
  此限於缺少保證之品質及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之情形,若買賣房屋時,出賣人不知該屋有非自然死亡之情事,則買受人無法依此主張。
(三)民法第227條:[4]
  本條規定於前開兩條之法律效果相似,惟須舉證對方係可歸責,因此負有較高之舉證責任。
(四)民法第91條:[5]

  若出賣人明知凶宅之情事且契約書條款中有註明交易標的非凶宅而有詐欺之行為,則買受人得據此為主張。

 



[1] 民法第359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

[2] 得參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88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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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Trademark 101 Series, the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Written by: James Y. Chang

  Attorney-at-Law

1. Preamble

If a trademark didn’t file for registration in Taiwan, it still can be protected by the well-known trademark right from both 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2. Regulations

Taiwan is a member of WTO.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2 of WTO TRIPS agreement, member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6[1]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1967) which rules that no application shall be filed for registration of a trademark that is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another person’s well-known trademark or mark that it is likely to cause public confusion.

Even though Taiwan is not a membership of WIPO, she follows the well-known mark agreement[2]of WIPO to protect them from either the use of that mark is likely to impair or dilute in an unfair manner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 or the use of that mark would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ell-known mark[3]. The Trademark Act[4] of Taiwan recognizes two types of well-known trademark dilution, namely likelihood of dilution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and likelihood of dilution of the reputa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which protection is as well as the rules of W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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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文章摘要_前交通部部長收賄案歷審判決見解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源起:

(一)本文係參考文獻[1]及法院判決後,將前交通部部長郭瑤琪(下稱被告)收賄案之歷審判決進行整理,以觀察實務上就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之見解。

(二)本案之主要爭執點在於被告所收受之金錢是否屬賄款?其後被告所為之職務上行為是否與該賄款具有對價關係?實務上最高法院之判斷標準為何?

二、歷審判決重點摘要:

(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2]認為,訴外人以茶葉罐包裝所贈送之金錢,與被告於部務會議上所為之指示,難認有何對價關係之合意,即不能證明被告收受金錢之餽贈與其職務行為間有何關聯。判決被告無罪。

(二)台灣高等法院[3]認為,訴外人所贈送之金錢與標案可得利益顯不成比例,難認屬賄款;訴外人對被告所詢是否有投標機會,屬私人請託性質,並非就職務行為有所指示;被告於部務會議上所為指示,系處理人民陳情案件,難認係踐履賄求對價之行為。判決維持被告無罪。

(三)最高法院[4]指出,從賄賂方面觀之,行為人所收受賄賂,若非可認屬一般餽贈者,不論係以任何名義或變相給付,均屬之,其數額亦不以與行賄所期待獲得之利益成一定比例為限;從職務上之行為觀之,行為人收受賄賂後,如有以收受賄賂作為踐行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者,且踐行職務上行為,即告成立,並不以受賄方完成行賄方所預期之目的為限;且從事件進行之時序先後與時間上之密接性觀察,所贈金錢與部務會議之指示能否謂無事實上之關聯性。認為前開台灣高等法院之判決有採證認事不憑證據之違法而撤銷發回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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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刑事訴訟法之傳聞法則例外概說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源起:

(一)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乃刑事訴訟法上重要之正當法律程序,傳聞法則作為排除證據能力之規定,其理論依據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對於被告之訴訟權保障有所不足,所以原則上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

(二)但刑事訴訟之目的,除了保障人權之外,尚須發現真實。若要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且須經被告對質詰問者,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所以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規定,如具有可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例外容許其得為證據。

(三)而信用性保障之立法設計,包含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一項、第159條之5屬之。第二種類型為原則賦予證據能力,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始排除其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二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一款、第二款屬之。第三種類型為原則不賦予證據能力,於具備特信性與必要性時,始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三款屬之。而實務上所採用之判斷標準,實有參考之價值。

二、實務見解所採之判斷標準:

(一)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實務見解:最高法院[1]認為,本條第二項之規定,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在立法政策上特予承認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

(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實務見解:最高法院[2]認為,檢察事務官及司法警察(官)之調查筆錄是否「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須形式上類同審判中具結及被告詰問下,客觀上已具有可能信為真實之基礎,始足當之。又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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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刑事訴訟法上不利益變更禁止概說  /實習律師王晨忠

 

一、源起:

(一)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一項本文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其立法目的在保護被告之上訴權,使被告不因上訴而受有更不利益之判決,而阻其上訴之權利。

(二)立法者於民國(下同)103年5月20日新增前開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並於同年6月4日公布實施,將所稱刑之定義明確表示包含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執行之刑,且同一案件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亦得準用。就其適用範圍予以擴張。

(三)我國實務上對於不利益變更禁止規定之適用,多就具體個案採實質審查,最高法院並於103年9月2日以刑事庭會議作成決議,對於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時,亦有適用。

二、實務見解整理:

(一)第二審所認犯行輕於第一審,仍維持第一審之宣告刑,已違反實質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以賄選事件為例,最高法院[1]審理結果,以第一審判決認為被告為各次賄賂行為之共同正犯,而第二審判決則認為被告並未參與全部賄賂行為,其所認定之犯罪情節,明顯輕於第一審所認定者,卻仍維持第一審判決之宣告刑,實際上無異諭知較重於第一審之宣告刑,即難謂與罪刑相當原則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無悖。

(二)第二審所認犯行同於第一審,卻宣告較第一審更高之刑,亦違反實質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以侵害著作權事件為例,最高法院[2]審理結果,。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適用法條均無變更之情形下,卻撤銷第一審地方法院簡易庭判決,改判被告較重之有期徒刑,已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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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訴訟標的理論與家事事件法                   學習律師:蘇思鴻

一、問題
甲男與乙女為夫妻,乙女以甲男與第三人丙重婚為由,向甲男提起請求離婚並給付贍養費新台幣20萬元及慰撫金15萬元之訴,第一審法院認為甲男與丙女並無結婚只是同居關係,而將乙女之訴全部予以駁回,乙女僅就請求離婚及給付贍養費部分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仍認定甲男無重婚,惟依職權斟酌甲男與乙女有通姦之事實,改判准乙女與甲男離婚並命甲男給付乙女贍養費20萬元者,第二審之判決有無違背法令?

二、爭點解析
本題會因採取何種訴訟標的理論,而有不同之結論。同時涉及辯論主義三命題中之第一命題。所謂辯論主義之三命題分別如下:() 、非經當事人主張之事實,法院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當事人所自認之事實,法院應逕採為判決之基礎。()、非經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院不得職權調查之。至於舊訴訟標的理論則認為每一個法條,即使是同條不同項或不同款,都是一個訴訟標的;而新訴訟標的理論則則以受領地位作為訴訟標的之判準,有時不同法條或是同條不同款代表的僅是不同的攻防方法。

三、結論
本題第二審法院仍認定甲男無重婚,惟依職權斟酌甲男與丙女有通姦之事實,改判准乙女與甲男離婚並命甲男給付乙女贍養費20萬元,如依舊(傳統)訴訟標的理論,乙女以甲男重婚為由請求判決離婚,與法院審酌後認定甲男係通姦而判離,重婚與通姦在實體法上係不同之請求權,法院原則上要受原告主張法條之拘束,若法院援引不同之法條(請求權基礎),則屬訴外裁判。據此,第二審之判決違背法令。若依新訴訟標的理論,不同法條或不同之項款,代表不同的攻防方法,最終的目的均係離婚,因此原則上第二審之判決無違背法令。但就前述所提辯論主義三命題中之第一命題,非經當事人主張之事實,法院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在離婚事件基於勸合不勸離的基礎下,不利於婚姻維持之事實,即使是採新訴訟標的理論,上開原則仍需維持。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5條予以補充,離婚或撤銷婚姻之訴訟事件,就不利於維持婚姻之事實,法院不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準此,依家事事件法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不論採新或舊訴訟標的理論,第二審之判決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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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他人有特殊性關係,是否構成誹謗罪/實習律師林夏陞

 

一、前言

  近日,「特殊性關係」一詞在媒體網路上爆紅,雖就字面上該用詞並無粗俗不雅之意思,但也不免引人遐想。前年,一知名作家於網路部落格上指名某兩位政治人物具有特殊性關係,不久後受指稱之當事人便據此提出公然侮辱、誹謗等之告訴;日前,亦有議員於質詢時引用特殊性關係一詞導致議會場面產生衝突。 [1] 指稱他人間具有特殊性關係,是否已構成刑法誹謗罪之要件,本文以下將介紹過去之實務見解。

二、實務見解-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2515號刑事判決

  該判決意旨認為:涉及誹謗罪之言論具有高度公益性時,如涉及評論對象為公眾人物或具重大公益性之事件時,尚應審酌有無刑法第311條第3款適當評論原則之適用,以賦予此類言論更大之容許空間。蓋評論與陳述事實不同,事實有能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評論則僅為主觀之 價值判斷,與公共利益有關且可受公評之事,其事實客觀已明、或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甚或行為人主觀上未以某一事實確為真實進而指摘或傳述,其後所進行之評論 ;又評論之適當與否,因多元民主社會對各種價值判斷均應包容,而普受言論自由保障,並藉由言論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越辯越明,達到去蕪存菁之效果,縱屬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甚至偏激非中立之意見表達,均應受憲法保障;且誹謗罪,其構成要件以客觀上足以造成毀損他人名譽之結果者始足當之。至行為人之行為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從社會上之一般客觀 標準加以判斷,非以當事人主觀感受為認定標準。

  此判決脈絡係我國實務上多採取之立場,其目的係為保障我國言論的自由市場。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許,不應有何者正確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力加以鼓勵或禁制之現象,僅能經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去蕪存菁之效果。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蓋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衡量,顯然有較高之價值。 [2]

  此件判決結果認為,「特殊性關係」作為評論本案公共事務之意見時,重點非在 主張自訴人與馬總統間究係為同性戀或異性戀之性向問題上 ,而係在強調自訴人與馬總統間之關係,縱彼此認為對方值 得信賴進而交情密切,然在賦予國家職務一事上,仍不可徇私用人之意。 [3]

三、結論

  本件法院仍遵循過去保護言論自由之立場,認為言論價值應由自由市場決定,且為避免寒蟬效應,而限縮誹謗罪於評論公共事務時之適用。此外,是否有誹謗應從客觀上認定,「特殊性關係」一詞可能會因言論之環境而有不同解釋,單就103年度上易字第2515號案件事實而言,依其部落格文章脈絡,法院認為應解釋為「特殊性,關係」而非「特殊,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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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實務對於競業禁止條款中代償措施之探討(下)/實習律師林夏陞

 

三、合理代償金之判斷

  關於代償金之額度,實務見解有認為:因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係為雇主單方之利益而設,離職後雙方勞動關係既已終止,勞工已無競業禁止之義務。倘承認雇主不必給予任何補償,勞工卻有不為競業行為之義務,其職業選擇之自由遭受限制,影響其經濟上與人格上之利益,卻無任何補償,雙方權益顯失均衡。至於補償之額度應與競業禁止限制之範圍,亦即勞工因而所可能遭受的損失,保持適當比例,至少應使受僱者維持正常一般之生活水準,始足相當。 [1]

  從比較法觀點,德國商法規定規定,雇主於競業禁止期間,每年至少應給付受僱人依其原契約最後一次所應支付額之半數作為補償金,否則該競業禁止約款不生效力。

  又代償金之給付方式,實務見解有認為:員工分紅入股制度於我國科技產業行之有年,其制度設計目的在激勵員工,藉由讓員工成為公司股東之方式,將員工報酬與公司利潤相結合,以加強員工對公司之認同感與參與感,進而提昇公司營運績效,核其性質與代償措施有異。 [2] 。換言之,公司不能先以其他名目之給付,嗣後再比附為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 [3] 然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若契約有明定將獎金、紅利之給付列為履行競業禁止義務之對價時,係屬有效。 [4]

  從目的解釋而言,公司自不應將公司分紅、津貼等員工福利解釋為代償金,蓋兩者目的有異,前者係為激勵員工表現而設,後者係為補償員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損失,故不宜混淆,建議公司於簽立競業禁止條款時將兩者區分,以免發生爭議。

 

四、結論

  違反代償措施之效果,需與前開代償措施是否為競業禁止條款效力之要件」併同討論。若採取肯定說,此時競業禁止條款係屬無效,勞工自無須受其拘束,公司亦無法像離職員工請求違約金或是損害賠償;反之,若採否定說,公司仍得向其請求,僅生違約金比例酌減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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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宅買賣之法律爭議(二)凶宅是否為物之瑕疵/實習律師林夏陞

 

三、凶宅是否為物之瑕疵

  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 [1]

  因此,凶宅在交易觀念上是否屬於價值、效用之欠缺而屬於瑕疵,往往會因人而異,實務見解也因此有不同意見。

  有實務見解認為:「在房地產交易市場及實務經驗中,具有此類非自然身故情事之不動產,會嚴重影響購買意願及價格,並因而造成該等標的市場接受程度及交易價格低落,就房屋交易市場之通常交易觀念而言,屋內是否曾發生有人自殺致死之情事,屬房屋交易之重要資訊,影響系爭房地之交易價值甚鉅,應認係屬交易上重大瑕疵而屬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圍,不論出賣人是否明知該事實,均不能免除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2]

  相反實務見解認為:「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之同棟8樓於91年間曾發生自殺事件 ,雖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惟建築物是否因為曾有人於此自殺而成為「凶宅」,僅屬於個人主觀面及心理面之範疇,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易觀念上,顯難認將導致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自非謂物之瑕疵。是以,系爭房屋所在同棟不同樓層曾發生自殺事件,在一般交易觀念上,尚難指稱系爭房屋為「凶宅」,而導致 系爭房屋價值、效用、品質之減損;況前揭自殺事件並非發生在系爭房屋中,更無所謂影響居住品質或減少價值可言。從而,系爭房屋既無效用或品質等物之瑕疵,則上訴人以有人自其他樓層跳樓自殺即屬系爭房地有物之瑕疵,而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請求被上訴人加倍返還價款,亦屬無據。」 [3]

  就目前實務態度,多數說採肯定見解認為凶宅屬於物之瑕疵,因為衡之我國民情,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凶宅,仍多存有嫌惡、畏懼之心理,對居住其內之住戶,易造成心理之負面影響,礙及生活品質,故凶宅在房地產交易市場之接受度及買賣價格或出租收益,明顯低於相同地段、環境之標的。 [4]

 



[1]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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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宅買賣之法律爭議(一)凶宅之定義/實習律師林夏陞

 

一、前言

  買賣房屋時,買家於買房時不一定會注意到房屋是否為凶宅,除非其為特殊體質或有耳聞,從房屋外觀尚難觀察凶宅與一般住宅之差異。因此,生活中時有交屋一段時間後,始發覺該屋為凶宅之情形,此時買家得否主張任何法律上權利,即有疑問。

  關於此問題,需分層幾個層次探討,分別為凶宅之定義、凶宅是否為物之瑕疵擔保、買家得向賣家主張之請求權基礎、買家得向仲介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等四個層面做探討。

 

二、凶宅之定義

  實務見解認為,所謂「凶宅」係指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情事之房屋,衡諸一般常情,一般社會大眾對曾經發生非自然死亡之凶宅建物,大多存有嫌惡畏懼之心理,對居住其內之住戶而言,除對居住品質發生疑慮外,在心理層面上更有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 [1]

  此外,內政部相關函釋指出,雖然凶宅並無統一之法律見解,惟該部於926月間公告修正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附件─「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項次11內容,「本建築改良物(專有部分)於賣方產權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係指賣方產權持有期間,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包括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不包括自然死亡)之事實(即陳屍於專有部分),及在專有部分有求死行為致死(如從該專有部分跳樓);但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陳屍他處之行為(即未陳屍於專有部分)。 [2] 此見解於司法實務上有時會加以參考。

  上述內政部之函釋見解較為限縮,與社會一般通念尚有差異,例如於專有部分遭兇殺而陳屍於他處時,此時內政部函釋與社會通念之意見可能產生落差。又法院雖得參考其意見,惟該函釋見解不拘束司法裁判,故有時法院亦會超出此定義範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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